中华鲟的物种学史与保护现状【解读】

物种学史

中华鲟所属的鲟鱼类都是在距今约1.4亿年的中生代末期的上白垩纪出现的，中国曾在辽宁北票晚侏罗纪（距今1亿4千万年前）地层中发现过鲟类化石，名北票鲟。这种鲟只在两体侧有一行侧线鳞，其它体表裸露，与中华鲟体披五行鳞者不同。鲟鱼是鱼类中最濒危的类群之一，63%的种类处于极危（Critically Endangered）状态，另外有3个种可能已经绝灭，其余的30%也受到威胁或处于易危或濒危状态，因此，现生的鲟鱼类均被列入红色名录  。

远在公元前1000多年的周代，中国人就把中华鲟称为王鲔鱼。中华鲟属硬骨鱼类鲟形目。鲟类最早出现于距今2亿3千万年前的早三叠世，一直延续至今。 

中华鲟是地球上最古老的脊椎动物，是鱼类的共同祖先——古棘鱼的后裔，距今有一亿四千万年的历史。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中华鲟由于它们自身所具有的一系列原始特征，表现出它们既是介于软骨鱼类（鲨鱼等）与硬骨鱼类之间的类群，又是硬骨鱼类中较原始的类群，在鱼类演化史中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中华鲟在分类上占有极其重要地位，是研究鱼类演化的重要参照物，在研究生物进化、地质、地貌、海侵、海退等地球变迁等方面均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难以估量的生态、社会价值。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珍稀动物已濒于灭绝。保护和拯救这一珍稀濒危的“活化石”对发展和合理开发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维护生态平衡，都有深远意义。从它身上可以看到生物进化的某些痕迹，所以被称为水生物中的活化石。

据1834年的有关文献记载，中华鲟的模式产地是中国。尽管它不是中国特产，但却由于模式产地在中国而出名。后来有人根据当时的中国历史和后人的工作推测是广州。该物种历史记录在韩国西南部和日本九州西部以及中国的黄河，长江，梨，明江和青塘河中，但除了长江中下段以外，已经从所有这些地区中消失。

中华鲟的分布较广，在中国的渤海的大连沿岸、旅顺、辽东湾、辽河；黄河北部辽宁省海洋岛及中朝界河鸭绿江；山东石岛、黄河、长江、钱塘江、宁波、闽江、台湾基雄及珠江水系等。在长江可达金沙江下游；在珠江水系可上溯西江三水封开，北江达乳源，甚至达广西浔江、郁江、柳江；在海南省沿岸亦产。也见于朝鲜汉江口及丽江和日本九州西侧。

中华鲟是一种大型的溯河物种。野外生活在中国长江葛洲坝下方。该物种历史上被过度捕捞。在20世纪70年代，该物种的总产卵数量估计为10000个，但在2005-2007年间，中华鲟的总产卵量估计为203-257个。该数据表明，在37年期间，产卵总数减少了97.5%。1981年葛洲坝大坝的建设阻止了该物种的迁徙路线，使其无法到达河流上游的产卵场。只剩下一个产卵场（4公里长的河流），位于葛洲坝水坝下方。此外，2003年，三峡大坝建在葛洲坝大坝上游40公里处。这改变了水温状况（降低了河流在秋季和冬季的水位）并影响了水温。1983年至2007年期间，超过900万尾半成年鱼（包括幼鱼）被释放到长江以增加数种数量，但对野生种群的贡献被认为不到10%。因此，该物种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IUCN）中被评估为极度濒危物种。

保护现状

保护级别

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IUCN）2009年 ver 3.1——极危（CR）。

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Ⅰ、附录Ⅱ和附录Ⅲ》(CITES)2019年版附录Ⅰ。

列入中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2021年2月5日）一级。 

种群现状

20世纪70年代，长江里的繁殖群体能达到1万余尾，葛洲坝截流的80年代，骤减到2176尾，2000年仅有363尾，2010年估算只剩57尾。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野生中华鲟逐渐在长江宜昌江段形成了新的产卵场。相关科研机构开始对该江段的中华鲟自然繁殖活动展开监测。多年来，野生中华鲟自然产卵多集中在11月中旬，少数年份会在11月下旬。

20世纪80年代的科研捕捞指标是长江水产研究所和中华鲟研究所每年各100尾，但两家机构每年各自能捕到五六十尾已很不错。

2000年后，两家每年加起来也只能捕捞二三十尾。

2008年，农业部组织专家论证，估算繁殖群体不足200尾，野生种群岌岌可危，科研捕捞就此叫停。

2013年，葛洲坝下游的野生中华鲟产卵场，繁殖季节，未监测到任何卵和受精卵，自从葛洲坝建成后截断中华鲟产卵路径，32年来头一次停止自然产卵。

2013年10月31日起，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就开始进入中华鲟核心保护区中华鲟产卵地附近进行监测。监测范围为葛洲坝水电站坝下15公里江段内。在为期58天的监测中，尽管几家科研单位综合采用了水下摄影、水下声呐探测、走访渔民和组织人工观察等多种途径，但始终未能监测到野生中华鲟自然产卵。 

2013年12月27日下午，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以及长江湖北宜昌中华鲟自然保护区救治监测中心结束了联合监测活动。结果显示，2013年仍未发现野生中华鲟自然产卵迹象，这是近32年来首次未监测到野生中华鲟自然产卵。

2013年9月13日，新华网宜昌电，受农业部长江渔业资源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委托，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濒危鱼类保护学科组开展了长江中下游鱼类资源专项调查，重点对中华鲟2013年自然繁殖情况及现有资源状况进行调查。记者13日获悉，调查认定：中华鲟在2013年没有自然繁殖活动发生，野生中华鲟种群面临灭绝危险。

2013年10月至12月底针对中华鲟的专项调查中，专家们32年来首次未监测到野生中华鲟自然产卵。而2014年8月，宜昌至上海江段也未发现野生中华鲟幼鱼踪迹，这令科研人员的心情更加沉重。如不及时加强保护，野生中华鲟将面临灭绝危险。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水电工程、航运、捕捞、污染等人为因素，被指共同造成了中华鲟的种群危机。为挽救中华鲟，长江应该进行生态联合整治，为中华鲟开辟更多“栖息之地 。

2014年9月2日，葛洲坝截流32年来首次未监测到中华鲟自然产卵。

2014年9月，他们再次调查确认了这一消息。这可能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中华鲟这个长江旗舰生物种群面临灭绝。2014年10月底开始，科研机构已继续对中华鲟自然产卵情况进行监测，预计监测结果会在2015年1月发布。

2014年12月31日，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及水利部中科院水工程生态研究所遗憾地结束了2014年度野生中华鲟自然产卵的联合监测活动。监测结果显示：未能发现野生中华鲟自然产卵。这也是继2013年度之后，再次未能监测到野生中华鲟自然产卵。

数量变化

为394-636尾（77.55t），年均517尾。葛洲坝修建后，1981年于坝下捕获中华鲟1002尾，坝上161尾；1982年捕获642尾。自1983年起，我国全面禁止商捕中华鲟。据估算，1982年长江中华鲟资源量为2176尾，95%置信区间为996-5933尾。1984年中华鲟繁殖群体资源量为2547尾，95%置信区间为1956-3138尾。据1981-1990年捕捞数据估算，中华鲟10年平均资源量1348尾，年际增长率从1981年的6.29降至1984年后的0.79-0.96。中华鲟繁殖群体数量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从1998年680尾降至2002年300余尾；2005-2008年维持在200余尾，2009年仅72尾，2010-2012年回升至200尾左右，2014年下降到57尾。

20世纪60年代，中华鲟在长江口崇明水域捕获量较大，为重要渔业资源。葛洲坝截流后，亲鱼产卵洄游途径受阻，3年内幼鱼数量急剧衰退，资源量减少97%左右。从1981到1999年，中华鲟幼鱼补充群体和亲鲟补充群体分别减少了80%和90%左右。据估算，1998-2001年长江中华鲟幼鱼资源总量约18.3-86.5万尾，2004-2008年约1.2-10万尾。根据长江口监测数据，1988-1992年长江中华鲟幼鲟数量较多，1993-2000年呈下降趋势，2001-2003年略有回升，2004年后数量波动较大。2006年幼鲟误捕数量2100尾，2007年仅29尾，2008年205尾，2011年14尾，2012年跃升至467尾，2013年降至66尾；至2014年长江口未监测到任何幼鲟。2015年4-9月，监测到有3000余尾中华鲟出现在长江口。年际间幼鲟数量极不稳定，总体下降趋势明显。

自葛洲坝工程截流以来，根据历史资料与多年监测数据统计分析，中华鲟繁殖亲鱼数量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近年来亲鱼数量仅百尾左右。同时通过监测长江常熟溆浦江段的中华鲟幼鱼，2002-2009年中华鲟幼鱼数量呈现出较明显的递减趋势，繁殖规模较葛洲坝建坝前显著减少。2013-2015年的监测结果表明，未能在葛洲坝下游发现中华鲟发生自然繁殖行为。然而，2015年4月16日在长江口发现了第一尾中华鲟幼鱼，随后陆续监测到大量幼鱼，证明中华鲟2014年发生了自然繁殖行为，但产卵时间与产卵地点还不得而知。中华鲟自然繁殖的最适温度区间在17℃-20.2℃，葛洲坝工程截流前繁殖时间一般在10-11月上旬。由于三峡水库的建成蓄水运行，下泄径流逐月平均水温过程发生了变化，在中华鲟自然繁殖季节（秋季10-11月份）出现“滞温”现象，导致近年来中华鲟的自然繁殖时间推迟一个月左右，2013-2015年中华鲟自然繁殖行为发生异常，表明长江水温等影响中华鲟繁殖的环境因子发生了巨大变化，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华鲟完成其正常生活史。从以上所述可知，中华鲟受水利工程影响显著，面临新的生存危机。

保护措施

自1981年长江葛洲坝截流以后，农业部采取了果断措施。对用于人工繁殖和科学试验亲鲟的捕捞数量和捕捞地点、时间严格限制，保护沿江和河口区的幼鲟，扩大中华鲟人工繁殖放流的规模，在长江上游宜宾市，每年均向长江投放培育中华鲟鱼苗，让中华鲟这一珍稀物种得以长期生存繁衍下去。为了补偿葛洲坝工程对中华鲟的不利影响，330工程局成立了宜昌中华鲟研究所。

实行全江禁捕和限制科研用鱼，将中华鲟的管理纳入法制轨道。国家先后投资支持湖北省、四川省在长江沿岸建立渔政站，并帮助渔民转产转业；1983年全面禁止对中华鲟的捕捞，并严格限制科研用鱼；1988年《野生动物保护法》出台，中华鲟被列入国家一级保护名录。严格执行了全江禁捕，从而保护了亲鲟和幼鲟洄游，最大限度的保存了产卵种群。

开展中华鲟科研，进行人工增殖放流活动。1983年，长江水产研究所、湖北省水产局、宜昌市水产研究所等单位组成的中华鲟人工繁殖协作组取得了葛洲坝下中华鲟人工孵化的成功，此后不久便开始向长江增殖放流中华鲟苗和幼苗。据统计，1983-1998年，共增殖放流各种规格中华鲟苗近600万尾。1999年12月投放10万尾10厘米以上大规格中华鲟苗，超过15年来同种规格鲟苗的总量。 

开展了广泛的宣传和教育活动，集中全社会力量来保护中华鲟。在沿江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全社会保护中华鲟的意识日益提高，沿江渔民误捕中华鲟后均能自觉放生，发现不法分子偷捕能举报，市场上经营利用中华鲟的行为已绝迹。

研究表明，由于对中华鲟采取了全面保护的对策，从而延缓了中华鲟资源衰退的进程，基本保全了溯河产卵亲体，为中华鲟自然繁殖、研究和增殖放流打下了基础，中华鲟物种数量已开始回升。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1983年突破了中华鲟人工繁殖，330工程局成立了宜昌中华鲟研究所1984年也取得突破，有关中华鲟的人工繁殖和放流工作已试验成功。从1983年开始，长江水产研究所每年向长江放流人工繁殖的幼鲟，但由于培育技术和养殖规模的限制，每年只能培育出长度为8-10厘米、重3-5克的达到设计规格的幼鲟不到1万尾，多数年份几乎为零。因此，中华鲟种群的补充，主要依靠在宜昌产卵场自然繁殖的幼鲟。

2020年3月18日上午，《上海市长江中华鲟保护条例（草案）》提交上海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首次审议。长江上海段水域是中华鲟的重要生存区域，对其生存有重要影响。上海通过地方立法进一步加强对中华鲟这一珍稀水生野生动物的保护，对相关工作提供法治支撑。

为进一步加强对中华鲟这一珍稀濒危物种的保护，上海进行地方立法。2020年5月14日，《上海市中华鲟保护管理条例》经上海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将于2020年6月6日起施行。

保护区域

中国已建立了3个中华鲟保护区，即上海市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市级，2002年），湖北省宜昌中华鲟自然保护区（国家级，2004年），江苏省东台市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省级，2000年）。

其中东台中华鲟自然保护区是最早建立的，该保护区是江苏省级保护区。东台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经国家、省专家和高官论证后，于2000年创办，设有中华鲟繁育研究中心，从2002年开始，逐年实行了放流。

省级东台中华鲟自然保护区，位于东经120°50ˊ、北纬32°40ˊ至33°15ˊ。保护区面积35.96平方公里，其中，核心区5.38平方公里，缓冲区10.2平方公里，实验区20.36平方公里。这里气候温和，资源丰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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